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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旷世恋情》推介(中)
作者:草木皆醉  2019/12/16   被浏览 1561 次  评论 0
 《旷世恋情》推介(中)

【06魂牵梦绕的声音出现了】茅君瑶打定主意留在美国找她,便找了个管家的工作,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余其濂的下落。找了一年多,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又托人去台湾打听,都是“不知人在何处”。她琢磨着:他应该还活着,只是不知道下落。这个结论让她兴奋得睡不着觉。

到了1995年年底,终于有朋友反馈信息说,余其濂还活着,在加拿大。茅君瑶放下电话,痛痛快快哭了一场。整整十天,她都精神恍惚,只有一个信念,找到他就回中国,以后也不会再来美国了。

在美国等了两个月,却没有更多的消息。茅君瑶的一个儿子在加拿大温哥华,于是就马上写了一封长信,告诉她和余其濂的故事,希望他能理解和帮助。

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,茅君瑶正在画画,电话铃响了。对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,自报家门是余其濂,问有没有一个叫茅君瑶的女士。听到他的声音,茅君瑶整个人都在发抖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扶着墙壁嚎啕大哭。五十年啊,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?半个世纪的思念和着泪水倾泻而下,哭得她肝肠寸断。电话那头,他也在痛哭,一边哭一边说:“小瑶不要哭,听话,小瑶不要哭。”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,说话的语气、语调还和五十年前一样温柔。他说他一直在后悔,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,坚持要她回杭州取一封托孤信,他对不起她。她说是她不好,当初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,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。

放下电话,她满脑子都是他的声音“小瑶,不要哭。”多熟悉的话呀。五十年前,她一哭,她只要这样哄她,她就会伏在他的怀里慢慢停止哭泣。

晚上睡在床上,根本谁不着,兴奋啊,一个人疯子一样又哭又笑,老觉得像在做梦。直到第二天九点钟,他的电话又来了,他才相信这是真的。

那三个月时间,他俩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,每天一封长信,每天讲两个小时的电话。他问她当时为什么一直不去上海?她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需要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去处理?

【07要到委托书,却回不去了】1949年4月6日,茅君瑶从上海回到杭州,发现父母准备去香港,东西已经整理打包了,放在客厅,就等她回家。她突然想起之前姐姐从四明山托人带来一封信,说如果发现父母要离开杭州,让她想尽办法留住他们,为新中国效力。她赶紧骑自行车去艺专找姐姐的好朋友地下党曲庸。曲庸花了三天时间找到一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:要保护、团结和发展,是朋友,不是敌人。她把政策交给父亲,劝父亲留下来。

4月17日晚上,父亲经过几天几夜的考虑,终于留下来不走了。18日早上,她请求外婆帮她向父亲讨那封委托信。父亲开始的时候,还是很温和地向妈妈了解余其濂的情况,一听到是个空军,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说发过誓,绝不让女儿嫁给军人。

4月20日,广播突然发布消息,国共和谈破裂了。茅君瑶傻了,急得直哭。23日,她决定去求父亲,就算被父亲打死也一定要去上海找余其濂!父亲正在小客厅里听广播,她冲进去跪在他面前,求她成全。妈妈也跪下来求他。外婆也说,如果不同意,祖孙三个就死在他面前。父亲看女儿这么坚决,流着泪冲上楼去,写完那封委托信就出门了,让母亲转告女儿,不要再见他了。

这封信,她至死都不会忘记:“其濂贤侄:我将小女君瑶托付给你,望你善自待她,望至爱至深,白头偕老。茅仲复 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”拿到信后,茅君瑶泪如雨下。坚持要等父亲回家和他告别后再走。可是等了两天,父亲都没有回来。

26日,她背了个小包袱赶紧出发,里面是她俩的三年通信和日记,还有父亲的委托信。城站火车站人声鼎沸,乱作一团。售票台贴着告示:“沪杭线暂停,请勿再敲门。”她看着,腿都软了,人直往下蹲。在站台等了一个多小时,不死心,又沿着铁路路基往前走,迎面都是逃难的人,只有她一个人往北走。一直走到天黑,走不动了,绝望地坐在路基上痛哭。过路的人都劝她:“小姑娘,解放军已经到余杭了。”她只得失魂落魄往回走,跌跌撞撞,像一个游魂一样。等到走回家,天快亮了,双脚全是泡。她敲开门就到下了、

【08离开杭州去找他】茅君瑶大病一场。她开始绝食,不想活了。因为,一直以来,余其濂就是她的父亲、兄长和恋人。没有他,人生就没有方向了,自己也没有灵魂了,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。同学劝她:也许他没走呢,你死了就真的找不到他了。

杭州再也呆不下去了。病好后,她去办理退学。教授劝她。她说:我不要做画家。此生一定要找到他,相信他有一天还会飞回上海。

1949年11月22日晚上,没有留给父母一句话,和艺专的同学告别后,直接从平湖秋月的艺专乘三轮车悄悄去了城站火车站,只带了他给她的信——已经装订好的三大本蓝色信笺。她的心已经痛到没有知觉。火车开动时,一滴泪也没有掉。到了上海,在朋友帮助下,考入话剧院。1952年,又调到歌剧院,不得不把那“三大本”全部烧掉,边烧边哭,感觉自己的魂也一起被烧掉了。那个被宠爱的小女孩在这一刻死了。

剩下的人生路,荆棘密布。当时受姐姐之托、被她苦劝留下来的父亲被当作反革命进监狱,后保外就医死在家里。母亲被打成极右反革命分子,到农场改造,后死于癌症。她觉得很对不起父母。文革时,歌剧院也受到冲击,她成了被批判对象。等运动结束了,婆婆和丈夫又病了。她一边工作一边跑医院,照料两个病人。那十多年,她整个人都熬干了……等到终于可以自己支配了,她把少年时候丢了的绘画重新捡起来——这是他当年对她的期望。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找到他。(待续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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